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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-10-31, 14:03
鮮乳聯合漲價案與公平法第廿四條的問題(2)
在了解了公平法第七條與第十四條的相關規定，以及Turner-Posner debate 背後的經濟學論戰之後，我們才有辦法理解公平會現有執法立場的來龍去脈 －－ 為何聯合漲價是公平會大忌。
問題就出在，在一個高度集中的市場裡，市場占有率將近八成的前三名生產者分別決定同時調價，可能有很多不同原因導致。其中一個，是生產要素的價格變動。在這個案例裡，鮮奶的主要原料是生乳，生乳收購價格不是像經濟學原理那樣的自由競爭，而是由一個高度管制的集體議價機制所決定的。當然，台灣酪農業的先天限制和鮮乳市場的消費習性也是整體限制的一環。
我們先來講台灣酪農業和鮮乳市場。簡單地來說，台灣的鮮乳絕大部份仍是產自本土，雖然在2002年加入WTO之後逐步開放液態乳進口，但進口液態乳基本上無關大局。台灣的乳牛種大多是從溫帶區域引進，而台灣氣候冬暖夏熱，乳牛在冬季時產乳較多、品質（以生乳內的乳脂肪和固形物含量高低決定）也較高。但相對的，台灣人把鮮乳當作是冷飲（XDDD），因此鮮乳消費量在夏季比冬季高得多。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鮮乳有明顯的季節性定價，不論是在零售市場這一端，或者在生乳收購價格的訂定上皆是如此。
此外，乳牛要吃「對的」飼料與乾草，台灣本土並不出產這些飼料乾草，全部都仰賴進口。一旦進口的草料價格調漲（這也是這一波調價背後的真正原因－－外部的成本變動），生乳的成本也隨之上漲。
此外，既然是「鮮」乳，那麼從生乳到鮮乳的生產流程便具有時效性，如果今天宣佈調整收購參考價格，那麼幾乎就是明天開始，生乳的價格就需要根據參考價格來收購，在一兩週之內，「在其它條件不變的前提下」，我們在市場上喝到的鮮乳其成本結構就已經改變。
所以公平會的執法立場就有一個在經濟學上很難自圓其說的盲點：如果說，聯合漲價的原因是來自生產成本方面的衝擊，為什麼不讓廠商將這個衝擊即時反映到產品價格上？生產鮮奶的機會成本的確是改變了，草料變貴、原材料變貴、還要加上通膨的微調。為什麼不讓價格所包含的訊息即時反映給消費者，讓消費者自行決定是否仍然要繼續原有的鮮奶消費水準？如果說，公平會的執法只是要求不得「同時」漲價，但漲價又可以有些微的時間差（像台塑中油要調高油價，錯開兩個小時開記者會），這樣又有什麼實質的效果？
當然，公平會的執法政策可以不必在經濟學上自圓其說。在反壟斷法的學術領域裡，關於反壟斷法的存在理由，一直以來都分為兩大派：第一派可以稱之為「芝加哥學派」，代表人物除了前面提到法律經濟學大將 Richard Posner 之外，還包括本科在芝大唸經濟學、後來改唸法律，曾被雷根總統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 Robert Bork （提名未通過，理由和 Bork 的反墮胎立場有關）。和經濟學學術歷史上的「芝加哥學派」稍有不同的是，Bork 與 Posner 並不明確反對反壟斷法的存在。他們的立場，與其說是要取消反壟斷法，不如說成是：反壟斷法仍然有其存在價值，但是其執法方式與內涵，必須用經濟學知識加以填充，而整部法律的唯一目標，就是促進經濟效率（分配面與生產面）。當然，以這一派的觀點，美國反壟斷法令裡的許多大案（尤其是1960年代之前）大部份是判錯了的。
而第二派，通常被稱為「民粹派」（Populist）。很難說清楚「民粹派」的內涵究竟是什麼，大抵來說，「民粹派」不反對運用經濟學知識，但認為反壟斷法例可以存在其它的政策目標。比方說，有些人會認為「扶植中小企業創業精神」或者「節制私有資本無限擴張」可以是反壟斷法的政策目標。
而公平會在鮮奶聯合漲價案的執法立場，就有點像是「民粹派」。從公平會的處分理由書看起來，公平會認為：
目前正值多項重要民生物資及原物料價格上漲，消費市場民眾心理
普遍不安之際，倘有事業藉機從事人為操縱價格或有其他不當影響
市場運作之行為，將有影響國民生活安定並阻礙全體社會經濟發展
之虞，則顯然有悖於前開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精神....
換句話說，「安定消費市場民眾心理」可以用來作為開罰背後的真正理由，這難道不是「民粹派」？
而從上列的文字裡還可以進一步透露一個（也許並不）驚人的事實：公平會其實是沒有能力鑑別任何一個聯合漲價動作背後的真正理由。如果真的有事業「藉機從事人為操縱價格」的行為，而該市場又不是獨占市場的話，則有公平法第十四條在，不必動用第二十四條；在一個寡占市場裡，市場占有率為百分三十的生產者很難在成本結構不變的前提下
單方面宣布漲價，除非這家廠商擁有某些特殊的產品優勢。
這樣看起來，公平會的大張旗鼓取締所有的聯合漲價，正好反映了公平會執法者內心的焦慮：因為公平會沒有能力鑑別「生產成本結構面的變動」與「藉機從事人為操縱價格」之間的差異，不但採取「錯殺一萬，不留萬一」，更將這個執法政策，與所謂的「欺罔及顯失公平」加以混為一談。若真是這樣，那倒也應驗了中國人的古話，官字兩張口，怎麼說都是官有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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